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球，对各国的社会和经济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地时间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提出了一项吸引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回流美国的建议。其指出，美国政府将为美企撤离中国的费用买单，以鼓励他们尽快回流至美国。
随后，日本政府推出了“改革供应链”的计划，所需费用中的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将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回到本国，2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在此背景下，“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这一话题在近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外资企业未来可能的走向
4月14日，中关村发展集团产业经济专家董晓宇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此举是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政策调整和转向的延续。一方面，美国政府鼓励美企的回归与其长期以来推崇的“美国优先”政策相吻合。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出于提振本国经济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
此外，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的蔓延，导致就业岗位大量减少，失业率大幅度攀升。为减少中低收入的失业群体对社会的压力，保持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美国政府强烈希望更多企业的回归，以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包括美国、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发达国家国内的防疫物资相关产业比较缺乏，对防御产品的需求是通过全球供应来实现的。在当前防疫产品需求激增之下，这些国家捉襟见肘。因此，未来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的产业或者他们认为具有“战略性”的产业会实现部分回归或者重新布局。
董晓宇表示，美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发展更多遵从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它们是通过全球配置生产要素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目前，有两种趋势可能会延续，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然会继续转移到东南亚，甚至是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二是对于技术含量、产业链配套、工人素质要求较高的产业，会有部分产品线向外转移，但不可能全部从中国撤离。
“多国制造”下的FCPA合规挑战
部分企业由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不会带来新的合规风险，但将改变所涉及公司的风险模式。例如，在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将会与多国的的税务机关、人力资源局等政府机构人员进行频繁的接触，这会增加FCPA（海外反腐败法）违规的风险。
这些国家的腐败情况在该国仍处于发展前阶段时可能很少引起注意。但是，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的增加，在这些国家可能会看到更多涉及外国公司腐败案件的报告。当中国在2000年代初经历这种情况时，相关人员称该情况为“进口腐败”。
墨西哥在2018年外来直接投资注入国中名列第15，共涉及了26项FCPA执法行动，目前至少有四项涉及墨西哥的FCPA调查正在进行。越南为2018年FDI排行榜第20名，共涉及了9项FCPA执法行动。而越南2018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还不到中国外资流入量的十分之一。因此，外国直接投资从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可能会对源自越南的腐败案件数量产生巨大影响。
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发生多少“进口腐败”还有待观察。但是，随着“中国制造”变成“多国制造”的趋势日渐增强，合规官员极有可能将面临应对全新模式的腐败风险挑战。
